毛泽东最为世人称道和仰慕的是，他在领导人民变革中国社会的漫长历程中，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后，不忘并始终践行为民初心，并使之人格化，进而使他的理想追求、政治意志、喜怒哀乐始终与人民的意志、愿望和情感高度契合，而呈现无限魅力，赢得人民崇敬。

       对理想的执着和坚定

　　毛泽东所秉持的理想，实际上就是党和国家的性质宗旨和根本政治主张，在这个问题上，毛泽东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，开宗明义，亮明旗帜。更重要也是最具个性特点的是，毛泽东不是空谈理想，不是从本本到本本阐述理想，而是把党的理想和改造中国社会、造福中国人民紧密结合起来，理论透彻，充满温度。革命年代，毛泽东面对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，曾经用极为通俗的语言宣示了党的理想。1936年他在与斯诺谈话时说:“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……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，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，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，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。”

　　毛泽东对理想的执着，是建立在必胜信念基础上的。1961年9月他与蒙哥马利的一段对话，经典地反映了他所拥有的这种自信。蒙哥马利问：“主席能否告诉我，在什么时候你们才开始看到黎明。”毛泽东说：“一开始就看到了。对我们来说，前途一直是明朗的，至于道路，那是人走出来的。小路是人走出来的，大路也是人开辟出来的。逐步取得经验，逐步看到光明。”

　　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后，毛泽东念念不忘革命初衷。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，特别是调整农村生产关系的实践中，毛泽东和全党进行了一次前无古人的尝试，过程充满曲折和艰辛。不论采取何种政策举措，“马克思主义者永远不许剥夺劳动者”是毛泽东坚持的一条基本原则。1961年1月13日，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话，其中说到：“无产阶级不能剥夺劳动者，不能剥夺农民和城市小生产者，只能剥夺剥夺者，这是一条基本原则。”1961年，他在与地方领导同志谈话中说：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。”“如果百分之八十几的农民不满意国家政权，不满意共产党，那怎么能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？”“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代表劳动者的。”在毛泽东那里，关于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的“是”与“否”，就在于如何对待人民，首先是如何对待中国人民，特别是当年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。

       对人民的热爱和忠诚

　　毛泽东是为人民解放而起来革命的。当他“在韶山、湘潭和长沙见到的，广大人民的生活是痛苦的”，而原因“只是由于有人压迫人、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的缘故”，因此他便下定决心，“以一生的力量为痛苦的人民服务，将革命事业奋斗到底”。从那时起，为人民谋幸福就成为他毕生的追求。他带领党和人民推翻三座大山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，为实现人民幸福开辟了新的政治境界。同时，他又把为人民谋幸福落实到解决人民的实际问题上，体贴关心，无微不至。

　　1934年，他在江西瑞金所作的那篇著名的《关心群众生活，注意工作方法》报告中，就表达出对群众利益的关切：“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，从土地、劳动问题，到柴米油盐问题。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，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？小孩子要求读书，小学办起了没有呢？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，要不要修理一下呢？许多人生疮害病，想个什么办法呢？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，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。应该讨论，应该决定，应该实行，应该检查。”在他眼中，人民的利益是现实具体的，是时刻需要关心和解决的，进而把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，变成解决人民群众一个个实际问题的工作实践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毛泽东更是把给人民好处，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。1953年8月5日，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转发的一份报告上，将“一切从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”改为“一切从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出发”，便将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坐实。1956年11月21日，毛泽东审阅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（草案）》，在决定草案的“今后收购的肥猪，每头给养猪农民留肉十到十五斤”一句后面，加写“（其中应有猪油四斤到五斤）。”1965年11月，毛泽东在安徽考察，当得知农民没有钱花，每人每年只有20元时，说：“二十元太少了，除粮食外，每人有五十元、六十元就好了，将来要搞到一百元。”这些充满人民情怀和人性温度的话语背后，是毛泽东对人民生计和福祉的真情牵挂。

       对自身的严格和清廉

　　1949年10月9日，毛泽东给时任湖南省委副书记的王首道发去一份电报，电文内容是：“杨开智（杨开慧的哥哥）等不要来京，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，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。其老母如有困难，可给若干帮助。”同时，致电杨开智：“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，不要有任何奢望，不要来京。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。一切按正常规矩办，不要使政府为难。”电报内容集中起来就是一个字——“不”，即拒绝杨开智等来京谋事。对湖南省委毛泽东用命令的口气，对自己的妻舅则用了斩钉截铁的态度。两封电报的言辞是坚决而严厉的，它的背后正是毛泽东践行“两个务必”的坚定决心。

　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，毛泽东把言行一致、廉洁自律的人格深深嵌入党的肌体，对中国共产党尤其是执政后的党的作风产生了重大而深远影响。1945年，毛泽东就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，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的第一个答案：“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，政府才不敢松懈。”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把不脱离群众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，贯穿于党的建设、国家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之中。1956年11月，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：“我们一定要警惕，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，不要形成一个脱离群众的贵族阶层。”1957年4月30日，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（扩大）会议上，他强调干部要参加劳动，说：“不劳动，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，老百姓就不信任你，不和你讲真话。”1960年3月，毛泽东在北方的一次视察中曾经严厉指出：“有一部分大的贪污分子那就要法办，比如一千元、两千元，那是‘老虎’了，极为恶劣，单是撤职不行的。”这一年，他还对地方和军队的一些高级干部说：“我们这些人原来不是老百姓吗？要当群众代表，不要脱离他们，贪污、盖大礼堂就脱离他们。靠老百姓就有出路。”所有一切，用毛泽东的话来说，“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”，因为他始终认为“我是站在人民之中，不是站在人民之上”。